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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致辞

2013年12月24日 14:49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胡舒立: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财新传媒非常愿意用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主要是想探讨一些关于“改革”的经济问题。三中全会以后,我想《决定》公布以后社会各界非常兴奋,也非常的关注。第一个阶段越看越激动,也很兴奋。现在沉下去之后,确实感觉到执行的方针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磨合、决议,特别是对《决定》的理解,其中有很多讨论的问题,恐怕还要有一个建立共识的过程。

今天这个会我们定在“创新”,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主要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还是属于偏低一点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是两个问题:以过去这种增长模式,也就是我们叫“赶超型的模式”,还会有一些惯性,这个惯性可能还会支持我们有一段,但是最终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实际上是要我们变成以科技创新为先驱的国家。中国可能是在中等收入线里头,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段,但是能不能走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现在按照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普遍共识,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各种数据的研究,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科技创新能力,然后最终能不能进入到中高收入的国家。这不仅对于学界或者是政策执行,而且对于业界也是非常重要,因此怎么样从这个;中国有没有创新驱动能力角度观察这个国家今后;我觉得今后5-10年的变迁,可能对我们国家的经济走势,以及作为我们的各种选择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北京专门请了一批国际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到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谈的非常深入,我也很受启发。当时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奇翁,他是新经济增长里头的创始人;他这些年主要是在研究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怎么样通过经济发展转变赶超发达国家。这个会上因为有很多经济学家都谈了。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被认为的下行期,过去赶超模式35年的经济奇迹能不能成功的转型?其实取决于中国的奇迹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奇迹,过去是依靠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外商金融投资等基础上的基础转移和技术魔法,这个属于赶超阶段。现在我们公认的旧的增长模式已经是边际效应,是在加速递减。创新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这个所谓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什么?我稍微简要讲一下,待会儿大家还有大专家重点的主题发言。 我就想讲的快一点。

第一点,凡是和前沿技术接触的领域必须是充分鼓励竞争的领域。与此同时,专利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市场的开放和专利的保护,有助于推动竞争,而且能够带动增长。这应该是一个有共识的观点。第二点,教育。赶超阶段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非常重要,就是中小学的教育。但是在创新阶段,高校的研究能力和高校自主办学的高校和对前沿驱动的影响,对研究是非常显著的。第三点,劳动力市场。这一块我稍微讲一讲,过去我们谈到这个市场强调比较多的是怎么样让要素市场更加自由化。劳动市场要强调叫作更加有弹性,现在国际上的趋势认为,他现在叫“你不但是要有弹性,有灵活性的,而且应该有一个社会安全保障的网的支持,使得它这个是有助于创新的。”像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最近在我们峰会上的介绍,此后也是跟有关领导人也是谈这种观点,他说:“在瑞典作为一个福利国家,普遍认为他是高福利过去。”他说:过去认为“福利”就是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现在各种研究和实践表明,他这个实际上一个高水准的安全福利网,不是说他的标准高,是整个设施好,这样一个网是有助于创新驱动和经济增长的。这个他说的推理是人民不怕失去生命以后,更能有勇气创新。 中国这些贫富差距被公认是比较大的,已经是属于接近我们经济指数的,应该和拉美国家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井至今不能自拔的国家更为相似,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心的现象。现在实际上被认为是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井实际上只有四五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近期观察到的:台湾和韩国。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这跟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是很相似的,也让人非常担心。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前沿已经得出了答案。能不能建立社会保障的安全网。

另外现在在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特别强调“再培训”的作用。就是说政府或者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用于再培训,这个是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但是也是一个制度安排。现在我们中国每年大概有800万左右新增从农村到城市的这部分新进城的这些新移民,这些70%实际上是没有受过技术教育的。我刚才说的“800万”本身就不包括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或者是复员的,主要是从农村直接进入城市的这些新的农民工,其实70%是没有受过技术教育的,就是一个简单工作。但是这些人,如果我们进入创新阶段的话,这些人都不带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不具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另外中国从谈差距问题,社会保障网的建立,中国是一个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有城乡长期固化的二元结构,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等,中国有太多的结构性问题。而且我们还有这些年灰色收入带来的很多腐败问题。比如:我们9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经济的收入真相》,这是经济学王晓武[音]对“灰色收入”的研究。其中顶层家庭的收入是底层家庭的20倍,这个不但资本市场把穷人口袋的钱转移到富人口袋。而且社会保障也是向高收入着倾斜,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由于国家社会结构长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城乡差别的问题,它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比较严峻的。因此我说:创新的制度建立,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会表现的挑战更大。 后面几个我简单讲一下。

还有创新的制度性的支柱是叫“有弹性的就有安全性的劳动力市场”。第四个,就是金融。普遍的认为间接金融是不可能支持创新,必须是股权基金市场;这一块现在中国算是发展的比较快,但是中国离“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差距还很大。第五,民主制度对于创新性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在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争议,关键是怎么界定“民主”,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内涵。例如,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北大有一位教授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民主化不必然的带来经济成长。”这是他的研究。但是更多的学生普遍指出,一种有制衡的、有监督的,特别是有媒体监督的组织有利于创新成长和长期经济增长。而腐败和官商勾结,一定会损害创新。这个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能失败》的作者在我们那儿的演讲,他认为:“虽然韩国和台湾都在吸取型机制的框架下实现了经济增长,随后又确实实现了制度更新。”但是他公布了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并不支持这种“必须性”,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成长自然的更新到一种很好的制度上,变成一个包容性,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自动的实现制度的递进。另外阿奇翁,就要刚才说的另外一个教授,阿奇翁也是在回应学者点评的时候说:“腐败对创新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认为这个腐败还不能只是自上从下的进行,必须自下而上的进行。”这就对媒体的监督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提出了非常直接的要求,这个创新机制的建立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柱。

第六,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点阿奇翁强调的比较多,他认为这些年已经在被很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特别是在后起国家。第七点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国家治理,因为影响增长的因素总是多纬的,但是国家治理是关键。中国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一个好的国家治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实际上也和我们最近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个主张是非常一致的,是非常吻合的。学者谈完以后,确实和这个主张都是非常非常吻合的。 上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在最近的财经峰会上和国际上的顶级宏观经济学家学到的东西,我想当然也结合了一些最近的思考还有我们跟国内学者的一些很多讨论。

我觉得现在的形势下,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在兴奋之余都在思考、都在想“有这么一个好的决定,我怎么推进。”另外,这个《决定》有一些问题可能它是;就是说大家期望很大,它强调“凝聚共识”。“凝聚”是进行时的词,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具体的问题可能还在哲思的层面。在大的哲学的层面有共识,但是到底应该怎么改革,朝哪个方向做,具体怎么做?可能有许多争议,还有需要探索的问题,缺乏操作层面或者说是改革具体的行进方向和具体领域中的真正的具体的共识,有些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凝聚。有些可能已经有共识,有些可能还要继续凝聚。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参与和举办这样的论坛特别重要”,我今天刚到的时候我问复旦管理学院。我说:你们也招MBA,中欧也招MBA。你们有什么区别?他说:“中欧是独立的什么的,我们是什么什么的。”我说:我在上海必须要上MBA我还是上复旦MBA。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要有一个综合大学的底子。也就是说我读完MBA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还要开一个综合大学多学科的教育的支持,而且也应该走出MBA到其它的学院去吸取更多的知识,包括一些人文知识和经济学。当然,管理学院本身就有很强的经济学,但是复旦经济学院有很好的经济学课程、很好的经济学家。恐怕我们在理解中国今后的方向实践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探讨,也需要思考更多的经济学问题。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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