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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关于“改革”

2013年12月24日 15:43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许成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关于“改革”。我的这个看法是从一个更大的图象来看,不是看的眼前。从全世界的范围,从很长的历史范围寻找“规定性的内容”。眼下在国内把“改革”作为保持中国的持续发展,大家基本上形成的共识——必须要有改革,才能够有持续的发展。

  原因是什么?我这里列出来一些其中的原因:

  一、产业转移很困难。

  二、中国面临很复杂的社会尖锐矛盾。

  三、在国际间,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在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未来到底怎么样?

  四、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

  社会经济大量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速迅速的下降等等。

  虽然改革是出路,似乎成了共识。但是改革应该改什么?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还有巨大的基本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改革“改”什么?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不是应该学习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的体制,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拒绝学习发达国家的体制,那么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这个是最基本问题。

  为了认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300年的最近的世界。一点不夸张的可以说,这300年的世界是产业革命造就了世界,因为没有产业革命实际上根本没有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叫作“市场经济”,没有产业革命以前的市场,都是不发达的市场。没有产业革命以前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农业世界。虽然存在贸易,但是贸易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比较原始的内容。既然这300年的世界是产业革命造就的,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中国来说有些痛苦的内容,即:产业革命实际上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经历了产业革命和追随了产业革命的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的发展。这里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一段时间的快速,而是很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拿美国做个例子,美国实际上原本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到了19世纪的中叶,美国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新英格兰地区,达到19世纪中叶新英格兰人均GDP比古巴要差很多。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是这么发达的一个地方,原因不是它哪一个短时间内很快的增长,而在于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短时间里很快的速度,他这里的重要性是持续的长时间的稳定发展。相比之下美国经历产业革命的,不追随产业革命的全都衰退,没有例外。

  回到我们中国自己,中华帝国有2千年历史。中华帝国如果按GDP算的话,曾经在非常长的时间都是世界最大。按照整体算,中国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一直到1870年中华帝国都是世界最大,实际上1870年之后还曾经有一段时间仍然是世界最大。但是这个关键点在于,由于中国悖离了产业革命,不但没有产生产业革命,而且拒绝追随产业革命,中国一路的衰落,这一路的衰落期间基本上是在1850年起。在100年里,中国曾经一度衰落为中国最穷的国家。从1949-1970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水平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前夕,中国极端的贫穷。中国现在的GDP规模是世界第二,最大的概念中国到现在恢复到了中国1913年的时候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13年的时候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美国,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是中国。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知道1913年的时候中国是什么状况?那一年如果看人均GDP的话,一般度量发展程度基本上是两个指标。GDP总额从来不是度量发展程度的指标。两个指标:1.人均GDP。2.与世界最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如果看人均GDP,中国现在发达水平,大体上相当于泰国,在全世界排90几位,大体上就是这么个位置。换句话说,按照经济整体看,中国现在恢复到了1913年的水平;按照人均GDP排行算,中国现在的水平还不如1913年时候的水平。

  讨论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开思想、放开眼光来想、思考中国的经济改革,到底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前面提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学习所有发达经济的基本体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发达经济的体制是什么样子。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全世界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不是在讲某一个国家,我们是在全体的发达国家。全体的发达国家是什么意思?按照全世界现在基本的大体的标准,就是全体在OECD里面的国家;在OECD里面40多个国家,把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都放在里面,所有的国家两个共同的特点,我上面列出来了——1.全部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没有例外的。2.所有这些国家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的政治,民主宪政的政治。为什么是这样?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是有基本的科学道理。社会经济的运行实际上走遵守着一些基本的规律,如果我们讨论经济改革的话。经济改革可以看成是一个工程,我自己其实原本的位置是“工程”,后来学“经济学”。我是在清华大学1982年获得了工程硕士学位,199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从1991年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改革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工程,因为改革的意思就是“你去设计”。但是任何的工程,背后知识的来源是科学。你这个工程设计,科学如果不知道的话,工程设计造一个桥会塌,或者是桥走的时候会走塌。

  你不遵守那个道理你是搞不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这100多年里我们反反复复的有巨大量的失败,都是因为违反那些基本的道理。比如: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现在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改革开放是清末,在清末的时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的基本原则导致了后面的基本失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之所以这样子的改革会失败,就是因为它悖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们讲到改革,最基本的原则一定是应该要全面的放开我们的眼光,全面的学习和追赶世界上一切的先进。

  下面我再稍微具体一点讨论,列讲一下;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不可能展开讨论。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共同的基本体制:1.以私有产权为主体,私有产权是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政府侵犯私有产权。2.市场上的合约作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司法是独立于政治的,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行政当局的权利一定是受《宪法》限制,这就是所有的“宪政”的意思。《立法》一定是独立于行政和司法。3.在没有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没有权利干预市场。

  规律性的基本事实。

  戊戌变法时的先知先觉就已悟出,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所在。当时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中国体制的变革一直受严重阻碍。如果认认真真的去分析中国体制的话,我这里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不可能展开,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大量的讨论。至今中国在体制上面进展不是很大。之所以我们关心发达国家的体制,原因就是因为是他们的体制才决定了;第一点最重要,是他的社会经济的问题。稳定不稳定主要的内容不是暴动,一定是人民高兴。由这个才导致技术创新,然后才保证它的经济发达。相反的世界上所有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那种统治经济都低效率,一个例外也没有。苏联、东欧从60年代开始起,就非常艰难的进行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一直失败,在70年代、80年代经济开始衰退。“衰退”的意思是说,它的增长速度低于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这些失败的改革,以及最终导致整个西欧体制的崩溃,既不能归结于某些偶然的个人作用,也不能归结于外因。因为它有非常非常扎实的内部很清楚的看到的长时间的不能够恢复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问题。还有就是是体制决定了哪些国家会发生产业革命,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第三次的产业革命,我们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因为中国在过去两次产业革命的时候都被落下,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是大清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落的更大。中国之所以变得极端落后,是因为我们在两个产业革命里两次都被落下。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体制上的事情。

  今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居安思危。今天中国实际上有许多遇到的,就是我们面对的许多的问题是和100多年前的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的前景是有相似性的。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改革,还是我们推进体制改革。这个决定了中国长远的命运。

  这里有一个,由于我们在讨论产业革命。那么我们就要回来看一下基本事实。最基本的历史上的事实,就是产业革命一定产生在已经有了民主宪政的体制里面。或者换句话说,历史基本事实是民主宪政的体制在先,产业革命的发生在后。如果我们看,这里我就简单列举一下国家的例子。英国、美国、西欧所有国家、日本、韩国都如此。如果我们再看大清帝国当时的情况,在洋务运动的时候靠着购买技术,也派留学生在学技术;如果看当时洋务运动的时候购买技术,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技术差距跟今天比,就是今天我们国家的技术和世界最先进的比;因为这里最重要的是看差距,实际上没有特别大,就是差别不是特别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里面我就要提到,第三次产业革命和我们现在国家自己面对的产业结构转型,这两个实际上几乎是一回事。最大的挑战是“创新”,就是怎么样能够创新。现在我们国人都认识到“创新非常非常重要”,世界上的创新从哪里产生?人类绝大多数重大的创新都起源于私人的发明家、企业家,比如:电话的发明人贝尔;使用电的发明人爱迪生,今天的乔布斯。所有这些人,他们原本只是普通人,完全是自己自发产生出来的。因此这里为什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如何让每一个公民有自由、有机会能够去发明、创造、创业,这是一切的问题所在。当然,这里体制问题的核心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从体制上保障一个工人的自由和机会,这是整个的核心问题。这里其中就是包括美国公民,一定要有不可多得的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所以有这里提的这些原因,就在于这些基本的看起来像一些词,但是这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的最基本的内容。是英国光荣革命在世界上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执行这些东西,确立了这些东西,从此几十年以后在英国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产业革命。在以后这一系列的逻辑、这一系列的顺序不断的被其它国家重复。哪一个国家重复了这个逻辑,哪一个国家就有了稳定的社会、技术的创新,经济持续的发展。与此相反,国有制的通知经济一定没有创造力,最后一定会衰退。原因是因为剥夺自由产权的同时就剥夺了公民的发明、创业的机会。不仅这个社会没有创新的能力,经济衰落,而且用哈耶克的话说:“是同乡努力之路。”

  接下来回到基本的大的方向,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谁来改革?这个问题核心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在中国的体制内,整个的社会是自上而下统治的,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统治的,由此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激励机制问题,决定了这个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非常无情的科学的基本的逻辑和无情的事实,就是古今中外的所有威权主义官僚体制里面,各层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实际上都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在这个体制里面,下级一定要服从上级,但是上级又只好依赖下级获得信息,这就出了最基本的毛病,出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从这儿来。因为上级需要靠下级报告的信息决定惩奖下级,但是只有下级才了解情况,因此下级就会很容易欺骗上级,这就是中国人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你用什么手段也没有办法把它消灭掉的。

  有人会说:新加坡是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简单的回答,说:“不是”。其中有很多的原因,这里我只列一个原因。因为新加坡国土很小,因此即便没有下级,总理也能够亲自观察到相当大量内容的细节。因此官僚体制里面的激励问题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土,实际上一直是个帝国,即便是到省市一级,他的政府都需要依赖更基层的政府来报告,否则他了解不到他想了解的细节。因此官僚体制解决自己机制的问题,变得极其困难。下面的问题就更有趣,中国奇迹,中国奇迹通常人们讲的过去35年的高速发展,我这里想要强调,实际上35年的高速发展,并不是空前绝后的奇迹,因为在中国之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已经成就了实际上超过中国现在的成就。指的就是他们从一个农业经济,经过持续的高速发展,已经全部进入到最发达经济体的范围,而中国离最发达经济体还很远,中国能不能进入最发达经济体现在还是一个问号。这里的确有奇迹,为什么是奇迹?在这种威权体制下,激励机制基本上是解决不了,的的确确大清帝国没能解决,为什么在中国改革的早期,看上去很好的解决了呢?这是真正的奇迹。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能展开。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我做了很多,今年很荣幸获得“孙远方经济学奖”的就是这部分内容。

  很简单的说,中国的体制里面有很重要的特点,大量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可以竞争。在这个过程中,竞争的是GDP的增长速度,由此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来推动经济增长。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一个决定性的,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经济发展的内容。

  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掩护了温州私有制企业,温州模式早就被解决了。因为在当时的《宪法》和《党章》的规定下,“温州模式”根本是非法的,靠的就是温州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虽然是在冒险;但是他为什么要冒险呢?因为如果他把私有企业搞掉了,温州的经济就垮了。为了让他们有经济增长,他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掩护他们。下面回到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问题,因为中国模式有人认为非常的骄傲,有人认为这可以一直持续,但是我想要讨论的是,实际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是一个阶段,中国早期改革是过度性的,他最大的特点是为进一步的改革赢得时间。这里最关键的问题,赢得了时间以后,有没有下面的改革。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维持旧的体制,维持所谓的“中国模式”,不但中国的改革不能持续,甚至连中国的稳定都会受到威胁。什么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其中核心的控制机制是政府。

  这个是我概要一下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分享,我把它叫作“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这个体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基本特点是中央高度的集权来控制政府和控制人事。

  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是地区竞争驱动来实现的,而这种分权式的威权制是地区竞争机制的制度基础。这个体制它决定了中国30年改革发展的轨迹,同时这个体制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的制度根源。但是下面的问题就是很可惜,这个制度它没有可能解决长远的激励机制问题,因为地区竞争GDP这东西只能是权宜之计。在这个权宜之计还有效的那段时间里,赢得了时间,应该在赢得了时间的情况下,赶快改变这个体制。但是如果坐享其成,以为这好得不得了了,那就坏了。问题就是为什么地区竞争不能够一直帮助中国官僚体制来解决他们内部的激励机制问题呢?两个原因:1.政府的职能从来不是单一的,所以政府去追求GDP的增长只能是权宜。中央领导好多年,从十七大就在讨论,十八大更讨论,反反复复讲,一定不能够只追求GDP了。我最近做了相当一部分的田野调查,到现场去跟各级的;包括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领导谈,从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镇一级,各层领导跟他们谈。我的基本的发现,在中央强调放弃单一的GDP指标,到地方去,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放弃的,因为没办法操作。”2.只要政府的目标不是单一的GDP增长速度。实际上如果真的中央政府能做到这个,一定强迫他们放弃单一的GDP,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地区竞争一定就会不再成为能够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做法。

  改革什么?谁来改革?改革的动力?这三个基本的问题就从这里来,激励机制的解决,一定是依赖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又必须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看起来是“鸡和蛋”的问题了。因为解决不了激励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腐败猖獗,改革停滞,经济结构问题恶化,社会经济问题尖锐化,保持社会经济稳定更困难等等一系列的弊病根本所在就是因为激励机制的问题解决不了。你打腐败,抓多少人,不解决腐败的根本问题。因为腐败是从这个体制里出来的,一定要从体制上把腐败的根搞掉,否则它还会长出来,像长竹笋一样。因为任何有效的改革,一定必须着眼于激励机制问题的解决,否则哪怕有看上去是好的改革政策,看上去是好的改革的方案,最后也一定留于言词不可能执行,因此我这个大的题目,这三个题目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从体制上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一定这里的核心就是从制度上改革官僚体制本身,一定要从基本上改变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的最基本机制。怎么改革?因为现在的体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刚才我说到了:一系列的困难,一系列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因为自上而下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官员你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所以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你一定要把他改变成从“只对上级负责”,变为“对选民负责”。从根本上改变公民和各级官员的动力,这样才能保证创新为基本动力的这种长远的发展。

  自下而上的决策和监督,应该是体制改革的最核心的内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刚才我讲到的实际上意思应该是选举。但是选举的正常展开又是制度的条件,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司法。因为这些才能保证选举的合理,能够使得有利益干预选举的力量不会干预选举。然后就是选取里面所有的重大决策,包括地方债、地方税、地方政党投资都必须由地方民选代表决定。因为上级机构是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由选民决策和监督代替自上而下的监督,这是从基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问题的唯一途径。世界上几十个最发达的国家共同证明这一点。

  有人会说,这样子的方案是不是不可行?实际上非常可行。现在中国所有的村级领导都已经是选举,但是里面有巨大量的弊病,因此必须要大力的完善现行的村级选举。第二,中国镇级的选举早就已经开始实验,实验的时间已经长达10几年甚至20年,应该尽快的推广早就已经在进行的实验全面普及镇级选举,努力的推动县、市级的选举。当这些东西做到的时候,至少中国能够在基层保证地方政府关心的是地方的选民利益,由地方的选民直接决定他们的任免,直接监督他们的运作。还有人说:“中国没有选举的文化,中国社会的条件、历史条件都不允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台湾的经验,实际上在县级和县以下进行的地方选举在台湾早在抗战结束就开始了,这个东西为台湾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非常多的人们只看到1987年以后台湾的变化,实际上地方的选举为台湾的1987年的平稳过度,奠定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之所以能够平稳过度,就是原有基层全部是选举。面对第三次的产业革命我们怎么应对?台湾省是个好的例子,台湾省在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方面,在各个方面都走在中国的前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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