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

　　　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是改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我想重点讲讲创新。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还是偏低一点的中等收入国家。今后能不能继续发展，从而进入发达社会，也就是中高收入国家？按经济学界在国际上的看法，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井。中国能不能跨过去，如果能，则对中国、对世界都非常有意义。

　　　怎么跨过中等收入陷井呢？最近财新峰会专门请一批世界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来谈这个问题。他们谈得非常深入，我也很受启发。其中包括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还有《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作者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就是的观点，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是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在哈佛的同班同学，这场学术活动，也是由钱颖一主持，北大的蔡洪滨和黄益平做评论。他现在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这些国家怎样通过经济方式转变来赶超发达国家。Aghion教授曾获无数荣誉和奖励，包括Yrjö Jahnsson勋章（此奖每两年评一次，授予45岁一下欧洲最优秀经济学家）。

　　这次会议谈创新，刚刚结束的财新峰会，恰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还是属于偏低一点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是两个问题：以过去这种增长模式，也就是我们叫“赶超型的模式”，还会有一些惯性，这个惯性可能还会支持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取决于创新驱动。

　　现在公认的旧的增长模式已经是边际效应加速递减。创新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这里涉及到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

　　第一是创新，而且凡是和前沿技术接轨的领域，必须是充分鼓励竞争的领域。这应该是有共识的。

　　第二，教育。在赶超阶段，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非常重要，也就是中小学的教育。但是在创新阶段，高校的研究能力，对前沿驱动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高校的研究能力，取决于高校的自主性。所以自主办高校至为重要。

　　第三，劳动力市场。这里我稍微多谈一点。过去我们谈到这个市场，强调比较多的是怎么样让要素市场更加自由化。现在国际上的趋势认为，劳动力市场不但是要有弹性，有灵活性，而且应该有一个社会安全保障网的支持，叫flexsecurity。过去认为福利就是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而实际上一个高水准的安全福利网，是有助于创新驱动和经济增长的，因此也要从效率的角度考虑福利制度的安排。

　　第四，金融。普遍认为间接金融是不可能支持创新，必须有资本市场发展。这一块现在中国算是发展得比较快，这些年PE也起来了，股市已经20多年了。但是中国离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差距还很大。

　　第五，民主制度对于创新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事中外学者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争议，这还关系到如何界定民主，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内涵。例如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北大一位教授就提出，他们的研究表明，民主化不必然带来经济成长。当然，更多的国内外学者们普遍认为，一种有制衡、有监督，特别是有媒体监督的体制，是创新转型和长期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而腐败和官商勾结会损害创新。这也是阿西莫格鲁说过的政治上的包容性体制。他在闭幕演讲时也谈了这个问题，认为虽然韩国和台湾都在吸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增长，随后确实实现了制度更新，形成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但研究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必须性。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井，自动实现这种制度递进。另外，阿奇翁在回应学者们的点评的时候也强调，腐败对创新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反腐不能只是自上从下进行，必须自下而上，因此，依靠媒体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就非常重要。

　　第六，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七，国家治理，因为影响增长的因素总是多维的，但是国家治理是关键。中国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一个好的国家治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实际上也和我们最近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主张是非常一致、非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