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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有担当的领导力

2014年03月14日 11:27 来源于 财新网

  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但又充斥着破坏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危机与希望并存。面对全球化挑战与机遇,商业作为唯一的连接线或切入点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正因如此,商学院必须责无旁贷地去培养这样的毕业生:他们将践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有担当的领导力。

  当我认真思考这一责任的时候,我发现对我影响最深的却是看似不太可能的一股力量:我的父母。我说不太可能,是因为我的父亲肯尼斯和母亲埃莉斯都对商业活动毫无兴趣。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相当有成就:我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我的母亲是一名社会学家,也是一名忠实的社会活动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今天的我。

  或许他们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便是目标感的重要性以及为他人生活创造不同。我母亲的目标感在纳粹德国入侵她的祖国挪威的那一刻就变得十分明确。正如纽约时报在她的讣告上所言,她将毕生献给了她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与生俱来的“对和平的热爱”上。我父亲的则更复杂一些。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形容他为“极受尊敬但并非正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在他临终前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时,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解释了他的目标感:这个世界要么从好变得更好,或者从坏变得更糟糕。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使之变好。

  诚然,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是合作制胜的重要性。当我们与价值观、文化和制度规则非常不同的人、组织和社会群体共事的时候,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和实际的冲突。我们是应该接受这不可调和的差异而选择退出?还是应该相信我们能够搭建沟通的桥梁而继续努力?我的父母不相信不可调和的差异,他们认为增加多层面的接触将有助于发现共同的利益诉求。从情感上而言,他们更多关注爱,而非恨,并试图找到所有人和事的优点。他们相信只要继续努力寻找,不介意期间的争论,终能达到协同合作。

  我父亲还关注那些未被彻底阐明就达成的协定和结论上。对他而言,仅仅就某个议题表达反对是完全不够的,他总是问,“你认为怎样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同样,他认为一个人没有思考清楚后果就简单地支持一件事情也是不足够的。他就这样陶醉于复杂之中,并认为那些完全由自身利益出发的,简单地表达“支持”或是“反对”的立场是非常可笑的。

  我父母教会我的另一课,是当他们积极参与和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成为具有创意的颠覆力量并对传统界限进行重新思考。我的父亲年轻时便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他希望对思想观点的评估是考量其本身的价值,而非建立在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资历之上。他经常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将一个组织推向颠覆性创新领域。他觉得经济学缺少其他学科的丰富性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人类行为和体制的改善。他曾说,“数学让经济学变得严谨。不幸的是,它也带来了一片死寂。”我母亲在45岁的时候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职场母亲是非常罕见的。

  我父母都是全球公民。他们认为由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人类要么互相制造麻烦,要么互相提供解决方案和创造机会。我父亲,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出了 “地球就像宇宙飞船”这样的概念,以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有人依赖共同有限的资源去创造共同无限的未来。共享未来,这一出发点能够消除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障碍。

  我思考着我父母的例子,以及学生和商界领袖或许能从中悟到的道理:拥有目标感地去为他人的生活创造不同;打破障碍去建立协作关系并推动创新;不要以简单狭隘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去确定立场;成为一名全球公民。这些要素构成了有担当的领导力,一种在我们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去推动积极进步的力量。

  作者:William Boulding,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院长

  译: Jason Wang,杜克MBA‘11

版面编辑:胡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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