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各国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年进展顺利，今年5月“一带一路”北京高峰论坛云集各方来客，全球目光聚焦中国、聚焦被称为中国方案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仍然说这说那，心里有抵触，但是公开反对者寥寥。这是这几十年来全球治理领域从未有过的盛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全面深入的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呢？这一倡议给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又带来哪些新思路呢？
首先，我们要对当今世界有个客观、深刻的了解和分析。
习近平主席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分别呼应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些说的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和转换，但同样适用于全球化的变化。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双双进入“转换期”和“调整期”；世界政治、经济也双双进入动荡起伏的“新常态”。
时代变迁必然会产生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1980年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东西方”或者“南北方”可能会经历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僵持期”。
二是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金融经济危机不断，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危机，他们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甚至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包括“亚太再平衡”、“离岸平衡”、在亚太加强对中国军事威慑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均由此而起。奥巴马政府如此，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发生大国冲突的风险都在增大。
三是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徘徊，指导思想混乱。原有增长模式动能耗尽，难以推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期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方式。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四是全球化“新时代”来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分化加深。不少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忽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极端化泛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现在，世界基尼系数远超0.4%的警戒线，达到惊人的0.7%。
美国大选、英国退欧等“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唯一基准，退出《巴黎协定》，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甚行。全球化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时期，亟需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
全球化由此将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既定轨道，“不合算”、“吃亏了”的思想占据上风，对维护现有国际体系逐渐失去兴趣，推动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失序”、全球治理“碎片化”，都处于“自由漂移”状态或“自我驾驶”模式，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大，前途难卜。
第二，全球化主要参与方—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反而不断激化，引发社会撕裂、精英与百姓阶层对立和对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这对矛盾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二战以来虽然全球化迅速发展带来资本、人员和其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加上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日新月异，各国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只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拉大。美国1%高收入人群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老百姓财富总和。
第三，全球化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给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大国关系更趋紧张，“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国冲突的预测不绝于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很不安宁、很不安全。
全球安全体系处在“双轨”相悖的尴尬境地，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显然与时代的进步格格不入。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倡导树立新安全观，主张建立以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全球伙伴关系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机制。最近金砖国家峰会厦门宣言中关于国际安全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表述清楚表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决心更多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增加国际安全机制的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集体安全道路。
第四，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困惑。当代出现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融合有关，无论是“西方中心论”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是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或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现有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总是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最优秀的，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也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行。他们把文明和社会制度分成三流九等，极力推广西方的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和政治制度，并对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归咎于所谓文明冲突。其结果显而易见，世界已经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
对世界形势和未来发展有了正确认识以后，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来认真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贡献了什么样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自身治理成功经验和全球化的复杂现状出发，从中华文明深厚积淀汲取营养，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如何解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难题，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给出了答案。中国坚持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保障，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公平的国内治理巨大成功。这给世界提供了可供选择、借鉴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新理念、新模式。
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思想的脉络主线：
2013年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并身体力行牵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投融资渠道。
中国领导人多次对外宣示，坚定不移的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在脱贫、妇女、维和、发展等诸多领域给予实质性支持。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主办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杭州峰会，就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具体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对外实践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全球治理新思想，倡导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国家不论大小贫富，世界的事情大家在平等基础上商量着办。中国创新全球治理思想也是对国际体系指导思想的创新，颠覆了西方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对立和排他性军事同盟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思想。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升华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想贡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实现路径，希望各国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人类利益共同体，经过发展战略对接和文明包容融合，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集体安全的道路，最终实现建立“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厦门金砖峰会的系列讲话中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和金砖自身发展两个纬度来看待金砖机制，希望以“金砖+”等创新机制加强和拓展金砖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内容广，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野，创新了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全球治理思想，在全球化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提供了新的全球公共产品，为解决世界经济和全球化产生的难题提出了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案，其重要意义在于：
一、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期，以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本本主义”已经被历史无情的淘汰了，世界经济在几大周期性力量压迫下，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惊涛骇浪冲击和全球化变化的新形势，亟需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发展思路和国际合作模式有利于全球生产链的顺利调整，有利于开展新的国际产能合作，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改写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和历史，是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仅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就超过50%。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路径，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克服南北发展失衡、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有利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化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等众多挑战、全球治理出现“无序”和“碎片化”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国际合作中提倡“普惠、包容、合作、共享”的新理念，是应对“逆全球化”、克服全球化缺陷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
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上升，世界格局出现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大趋同”，但是在全球治理中前者话语权和决策权却严重不足，这是全球治理体系未来改革的重点。
中国对全球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案，通过金砖机制、G20、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从 “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其体形开放、包容、合作、普惠、共赢精神的新国际合作模式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包容、联动式发展，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以实现更加公平、包容、普惠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三、有利于超越军事同盟关系，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集体安全体系，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中国坚持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础，采取共同、综合方式构建可持续和平，解决冲突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这些年，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事实上共同存在，相互竞争。这两者所代表的全球化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搞对抗，排斥非结盟方，充满矛盾与变数，后者结伴不结盟，开放性强，内涵与外延丰富，充满张力。
中国积极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呼吁建立合作共赢、相互倚重、开放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集体安全格局，希望全球化进程中各国能秉持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来处理地缘政治问题。
四、有利于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防止文明冲突，加强各国支持全球化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以“民心相通”为依托，倡导文明借鉴、包容与融合，反对文明冲突，这是从哲学层面给世界的未来指明了方向，有利于消除“修昔底德陷阱”和其他地缘政治矛盾，为世界和平与全球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是国家间关系的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全球化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国际关系中矛盾同样不可避免。中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其民意基础要靠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与融合来实现。
“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充满不确定性“新常态”和全球化进入历史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将不辱使命，积极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习近平主席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分别呼应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些说的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和转换，同样适用于全球化的变化。
时代变迁的强大不确定性将成为全球化的“新常态”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双双进入“转换期”和“调整期”；世界政治、经济也双双进入动荡起伏的“新常态”。
历史时代变迁必然会产生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1980年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东西方”或者“南北方”可能会经历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僵持期”。
二是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金融经济危机不断，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危机，他们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甚至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包括“亚太再平衡”、“离岸平衡”、在亚太加强对中国军事威慑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均由此而起。奥巴马政府如此，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发生大国冲突的风险都在增大。
三是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徘徊，指导思想混乱。原有增长模式动能耗尽，难以推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期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方式。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四是全球化“新时代”来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分化加深。不少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忽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极端化泛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现在，世界基尼系数远超0.4%的警戒线，达到惊人的0.7%。
美国大选、英国退欧等“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唯一基准，退出《巴黎协定》，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甚行。
全球化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时期，亟需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
全球化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既定轨道，“不合算”、“吃亏了”的思想占据上风，对维护现有国际体系逐渐失去兴趣，推动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失序”、全球治理“碎片化”，都处于“自由漂移”状态或“自我驾驶”模式，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大，前途难卜。
第二，全球化主要参与方—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反而不断激化，引发社会撕裂、精英与百姓阶层对立和对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这对矛盾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二战以来虽然全球化迅速发展带来资本、人员和其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加上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日新月异，各国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只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拉大。美国1%高收入人群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老百姓财富总和。
第三，全球化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给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大国关系更趋紧张，“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国冲突的预测不绝于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很不安宁、很不安全。
全球安全体系处在“双轨”相悖的尴尬境地，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显然与时代的进步格格不入。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倡导树立新安全观，主张建立以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全球伙伴关系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机制。最近金砖国家峰会厦门宣言中关于国际安全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表述清楚表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决心更多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增加国际安全机制的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集体安全道路。
第四，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困惑。当代出现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融合有关，无论是“西方中心论”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是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或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现有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总是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最优秀的，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也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行。他们把文明和社会制度分成三流九等，极力推广西方的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和政治制度，并对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归咎于所谓文明冲突。其结果显而易见，世界已经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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