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感谢大家,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实际上我讲的一个先从企业家开始,中国的企业家问题开始。中国实际上现在缺乏一类企业家就是创新型企业家。企业家有两类一个是熊彼特型企业家,把现有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的组合,现有的组合打破、用新的组合。经济的发展也就是需要不断打破旧的组合,由新的组合去替代。但是你看看中国在台面上的 企业家,像任志强、潘石屹,就最牛的是国企、房地产商。还在台面上就是泡沫型的,就是IT行业的。那么IT里面也有真金白银,但是总体上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谷歌或者是苹果这样的创新型的企业,以及他们背后的企业家。这是大的问题。第二类企业家就是有了创新以后把它转化成产品,不断向全球市场销售,占领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企业家多的是,包括刚才讲的任志强、潘石屹。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自己也可以对号入座,自己是哪一类的。如果是都是第二类的话,那么随着我们生产成本的上升,竞争性领域价格是趋向于下降的,成本是由于07年下半年开始政府的主动的推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然后是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各种原材料成本上升,今年是例外,但是你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东部制造业产生了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在去年年底已经业内分析家已经比较清楚了。
那么这个危机实际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国家从这几轮宏观调控,温总理上台以后,不断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风格是什么?只要经济下行,他就是增加财政基础设施的投资,财政扩张。但是财政扩张结果实际上是挤出了民间资本市场,延误了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个延误了制度结构调整,所有权的结构调整。过去十年,温总理任何的讲话都不强调经济原则,他只强调民生原则。实际上本来是经济和民生原则要并重,经济要发展的话,作为经济来谈的话,必须是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但是你就强调分配再分配,他这个没有推进结构调整。刚才讲的一个是产业结构,一个是制度结构,不断把问题推向后来。到现在为止又一财政扩张又开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扩张。实际上还是,饮鸩止渴。你喝的时候舒服,口渴解了,但实际上下去就死定了。这这样一个潜台词就是经济需要继续减少管制。
刚才讲的为什么以两类企业家开始讲?也是涉及到这背后产业要升级,必须要升级,产业升级的背后科技要上去,没有科技含量,你占据了最末端的产品,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也就是我们讲的粗放性增长,在产业链里面创造的附加值少,创造的,即使你搞代工也好,像IPHONE,一个产品里面我们中国才挣6.8美元,大量的产品附加值被一个设计者,还有它的关键配件的生产者获得。
第二个方面我讲讲由于“国进民退”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山西更容易看得见,因为两年以前,就很大的一轮“国进民退”,就把我的邻居温州很多煤老板驱逐出了煤炭业,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怪我们山西的领导,这是国务院统一安排的,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就煤炭业还有其他的矿业要进行产业调整。这里面就是要把产业做大,要把小企业让他们退出或者是合并。各地的做法不一样,山西做的早一点,采取的路子比较老一点,真正的结果就是国有企业挤出了民营企业。实际上以前这些煤老板是山西的领导欢迎他们来的,招商引资进来的。招商引资以前就是筑巢引凤,让他们强行退出就是关门打狗。温州商人比晋商一点都不差,但是被山西关门打狗了。
我在1999年到古交市做过调查,2001年又去了古交市,2001年下半年开始煤炭业在那里开始价格回升,景气一直到今年一季度,然后就是不景气就明显了,整个由于国际国外需求的下滑,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这个大环境不行了,然后我们中国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高速增长的三十年,就是大趋势已定,因为你这个GDP数字做大以后,再高速发展是不容易的,有很多瓶颈因素。有些人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到一定时候,到了4000、5000美元以后,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结构矛盾,如果你不减少管制的话,这个减少管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涉及到金融方面,你是要上一个台阶,要走上高收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很困难的。刚才你讲的就是这个,没讲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讲的是韩国和哪几个国家走出来就是这个道理。拉丁美洲像阿根廷都没走出来,印度尼西亚都没走出来,这里面背后就直指体制因素。
我为什么要讲所有权改革,就是制度结构的调整非常重要呢?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我是那儿的副所长,茅于轼老先生经常到山西来,他跟太原很熟的,他是前任理事长,现在是常务理事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去年发布一个报告,在国内外影响比较大,从2001到2009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亏损的,它的账面利润很大,但是国有企业少支付了很多税收,多拿到了很多的财政补贴,拿到的利息也是低息的,很多资源是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把所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国有企业多拿少付的总额要远远大于账面的利润,所以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亏损的。那么我们国家温总理是很迷信,我感觉很迷信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银行业也一样,银行业的亏损可以从经济学的逻辑推算出来的。你想想看我们的银行业去年的利润是1万亿,如果按照理论,储蓄的利率至少为正,但是储蓄的实际利率是负的,大概是3个点。平均一年存款额就是我们的银行系统通过自动化的渠道从储户那边把钱拿走,可能会提到它的利润里边。这个金额就非常大。因为我们的存款额大概是80万亿,80万亿因为平均不少算,我就打个五折,就算40万亿,40万亿乘以3%已经超过刚才这个数了。还有其他因素说明银行,银行业账面利润1万亿实际上你是亏损的。
我们国家活力在哪里?这样看我们上游是行政垄断企业控制的,我们的民营企业是在下游、下端,我们行政垄断企业垄断的图,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不能按市场经济图来算,行政垄断就是政府定价多少就是多少,这里面包含了国有企业行政垄断企业给国家交的税,都是我们老百姓给国家交的税里面包含的。我们民营企业的伟大就在于实际上是民营企业支撑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明白了吧?但是为什么现在民营企业现在很多人生活得也不好?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多,死了一批又有一批,这个风险不行了,那个风险又出来了。中国政府表面上要积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没办法的时候才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10年就出台了新三十六条,6月底新三十六条的实施细则才确定出来,新三十六条的风格跟市场经济国家是对着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民营企业都是没有禁区的,在所有领域都是开放的,没有禁区的。但是国有企业你要进入的话,要通过国会立法,或者地方议会立法,你的运作范围也是列举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是列举的。我们的新三十六条民营企业能做什么都是列出来,像林黛玉那样的千万不要多走一步路。我们的民营企业就跟林黛玉的环境差不多,你能走多少步是别人说了算的,民营企业是国家说了算的。我们的民营企业都是政府规定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市场经济国家是民营企业做什么都可以,国有企业做什么是列举的。我们的国有企业这个企业上市了以后又去买房子,又去买酒厂,什么都能做,你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如果欧盟和美国批准市场经济国家,你这个民营企业鼓掌也不是,你不鼓掌也不好,你毕竟还是希望开放一点。
现在的大趋势就是我比较一下,我刚从德国回来,法国是1945到1975年三十年的高增长,它是叫黄金时期。就是到了1975年就增长速度减速。德国是1948年一直到1965年是高增长,实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中国延续了三十年,实际上确定到一个阶段,大趋势上看的话,它是要转成中速,就是刚才沈老师讲的6%到8%,我完全同意沈老师的分析。就看你这个经济跟金融领域减少管制怎么样,科技领域并不是说政府科技做得越大越好,就能把经济带动,不是这回事。如果科技由政府补贴促进科技增长的话,比如说100个项目,它的精准率如果能达到2%,就是100个项目有2个项目是精准的提供了补贴,确实发展了,这就算不错了。
第二个问题你钱投给了谁,他发展了就是歧视了其他没有拿到钱的企业。这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在美国跟德国基本的理念就是竞争政策优先,竞争政策里面就包含了减少管制。基本上所有的行业都是开放的,金融行业基本上是核准制。他事先设定了一套最低必要的核准的条件,你如果符合这个,他就不得不给你发牌照,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都是审批制,包括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那都是在几年前政府让你年检的时候不通过,变成了内部的咨询机构。咨询机构原来是儿子,就变成了老子,老子由于没法注册就变成了儿子。
东部危机成因不介绍了,中西部地区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尽管也面临着挑战,比如说传统的产业煤炭业,还有炼焦肯定都会受影响。另外我们山西这边可是涉及到产业结构单一,它是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能源诅咒”,这个能源诅咒发生在很多国家,科威特人均收入很高,但是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它其他方面不发展,有了能卖油的钱就生活得很好,但是经济是没有我刚才讲的熊彼特型企业家在支持。发展的定义在经济学里面就是不断用新的组合替代旧的组合,这叫发展,是内生。单纯是经济数据上去,这叫增长,不叫发展。如果是数据上去了,通过新的要素组合替代旧的要素组合是叫发展。科威特没有发展,它是受到了能源诅咒的陷阱里面。俄罗斯一样的,俄罗斯也是受到了能源的诅咒。德国的鲁尔区也是受到能源诅咒,到后来它的能源不开发了,转型,转向化工、电子、环保、高科技。我的大学就在鲁尔区。就是在维藤大学,城市之间距离很短,但是城市集群。那里面给大家,我们的山西的转型可以从它那边学到很多。
我们山西也是受了能源诅咒,就一棵树非常大,周长不出草来。但是为了长出草来,把大树砍掉也不行。
由于东部制造业危机,给中西部带来了承接产业转型的很多机会,这方面可以大家就要群策群力,实际上我们这儿有很好的制造业的条件。你这儿有资源,应该是比没有资源的地方更好发展。我们浙江省是很空的,没有资源的,我们浙江省从1949年到1978年全部加起来中央政府对浙江省的投入人均200块钱,但是山西省受政府投入以前是很大的,计划经济时代大量的大项目放在了我们的山西省。这是一个好处,但你享受了计划经济的好处,也培养了计划经济的官文化。一个地方有这么多文化,包括还有儒家文化,这个文化是需要活的,怎么体现某一种文化是活的呢?是这样,就是同样表现出一种行为的人,这个行为的频度很高,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活的。比如说每个人见面都是作揖,可能作揖这个举止的频度很高,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个文化就是活的。我冯兴元在这里面讲课,大家很礼貌的听,说明“礼”这个文化也是存在的。但是大量的企业家由于“国进民退”现在依附于权力,会主动接近权力,跟政府拉近关系,或者国有企业来了,想拉个小活动。这就是官文化、依附文化,这是很可悲的。它是跟我们传统的晋商文化对着的。但是晋商文化可能在民营企业的群体里面,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健全的商人的话,一定要有自主性,要有一定的反抗性。
山西的山区文化是总体上是比较明显的,衡量标准还是反映这种文化的行为频度比较高,这种文化处于支配地位。就看看这文化,钱塘以北是吴文化,特点是勤劳、阴柔、讲秩序、听话。为什么听话?跟传统有关系,这传统怎么来的?它是长江金三角里面的小金三角,就是苏南这一块,物产丰富、粮米之仓,很多水产品,一个是粮食,还有一个是丝绸,那都是中央政府特别需要的两个产品。所以中央政府在历史上就是特别强调控制苏南地区。税率你去看看古代的历史书里面,它的税率就比旁边高。但是中央政府控制一个地方跟现在控制一个地方一样的,让你死不掉,怎么重税也是有一定分寸,不能把你全搞死,重税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对老百姓的控制比较厉害,所以老百姓也形成一种秩序、服从的心态。我们钱塘以东,浙东那边是粤文化,强调自主,有一定的反叛性。如果是市场经济的话,可能要把这两种文化糅合在一起,山区文化是反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需要开放性。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的发展,民资的流动,民资的运作也跟文化有关系,我们的官文化现在是阻碍晋商文化复兴,或者是我们真正的市场经济文化形成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官文化就是讲服从,讲集中制,其他的修饰语是空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空的,这样搞经济搞不好。我们的新三十六条就是体现的这样一种集中文化,我开放多少你就能享受到多少,我没列举的你就不能进入,你怎么进入我说了算。包括民营企业现在按道理也可以对外投资,有一个很详细,它都是规定很细,怎么走才能把钱投到国外去。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转化,就是从一个中国模式要走出来,转向一个我叫作“天下模式”。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有一定选择的自由,你做什么我政府说了算,政治上严格压制。这种模式在其他国家很多,所以也不叫中国模式。智利就是这样做的,东亚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正确上给你一定的选择权,政治上严格压制。如果还是这样做,我们很难走出刚才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总体上现在还需要做什么?民资流动方向,温州尽管去年发生了民间资本的区域性的面上的危机,而且温州的金融现在还不好,但是温州现在是综合金融改革试验区,它做了很多的把民间资本通过透明的可管理的平台,来浮到水面上,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温州的所有现有的措施基本上都是没有法律障碍,就是说温州能够做的,我们山西都能做,比如说民营资本管理中心,是几个民营企业大家凑起来一个民营资本管理中心,然后一起去投资。温州有一个投资基金,叫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大概出了5%的股份,政府的股份不多,但是政府有一个现有的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里面,政府有时候有一小部分的份额,是一个信用增强的功能。在国外的话,一个是政府很少有企业,像德国储蓄银行是地方政府的全资本银行,但是欧盟是反对这么做的。德国把它作为一个自己文化的体现,以后也要按照欧盟的金融法来转型的。如果是国有企业在德国反而能拿到便宜的资金。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背后提供担保。那么中国恰恰是政府在后面,实际上在国外是不受尊重的,觉得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可相信。恰恰我们大量的钱投到了3S,不是2S,中国大陆有3个S,是资不抵债的,一个是中央国企,这个S就是国的意思。第二个S是地方国企,第三个S是国有的大型的基础项目。这个是整体的情况。
以后接下去要做的,要达到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低于6%,而是接近8%。我有一套想法,减少经济管制,让民营企业投资无禁区。第二个是减少金融的管制,基本上民营企业要建金融机构是核准制,如果是本省运作就是省的银监会系统,或者联合中央银行核准就行了,不一定要银监会。我最近去了湖北省的钱江市,它的存贷比只有29%,他们请了省里面的,还有银行家,你们能不能提高一点贷款比率,银行家纷纷表示我们要增加1%的贷款量。我讲实话,我说你们守着金碗,这么多外来银行家给你们承诺多一点点贷款,你们怎么不想想你的金融办干什么,地方有劳动局管劳动,土地局管土地,为什么金融办不好好发展地方的金融机构?温州的话,到年底就要发展100家小贷公司呢。所以这个要改变思路。
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服务业的发展,以后的长远趋势应该是服务业。美国是75%,德国是69%。美国要再制造业化,德国69%。基本上这个长远方向就是服务业,这里面的空间非常大。还有科技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产业升级,即便是产业承接起来。它的劳动力东中西部是联动的,劳动力成本上得非常快,不要以为还可以有十五年、二十年的像东部这样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其他职业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化也非常重要。所有这个都指向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