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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

2013年12月25日 16:08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是改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我想重点讲讲创新。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还是偏低一点的中等收入国家。今后能不能继续发展,从而进入发达社会,也就是中高收入国家?按经济学界在国际上的看法,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井。中国能不能跨过去,如果能,则对中国、对世界都非常有意义。

   怎么跨过中等收入陷井呢?最近财新峰会专门请一批世界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来谈这个问题。他们谈得非常深入,我也很受启发。其中包括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还有《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作者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就是的观点,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是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在哈佛的同班同学,这场学术活动,也是由钱颖一主持,北大的蔡洪滨和黄益平做评论。他现在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这些国家怎样通过经济方式转变来赶超发达国家。Aghion教授曾获无数荣誉和奖励,包括Yrjö Jahnsson勋章(此奖每两年评一次,授予45岁一下欧洲最优秀经济学家)。

  这次会议谈创新,刚刚结束的财新峰会,恰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还是属于偏低一点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是两个问题:以过去这种增长模式,也就是我们叫“赶超型的模式”,还会有一些惯性,这个惯性可能还会支持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取决于创新驱动。

  现在公认的旧的增长模式已经是边际效应加速递减。创新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这里涉及到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

  第一是创新,而且凡是和前沿技术接轨的领域,必须是充分鼓励竞争的领域。这应该是有共识的。

  第二,教育。在赶超阶段,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非常重要,也就是中小学的教育。但是在创新阶段,高校的研究能力,对前沿驱动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高校的研究能力,取决于高校的自主性。所以自主办高校至为重要。

  第三,劳动力市场。这里我稍微多谈一点。过去我们谈到这个市场,强调比较多的是怎么样让要素市场更加自由化。现在国际上的趋势认为,劳动力市场不但是要有弹性,有灵活性,而且应该有一个社会安全保障网的支持,叫flexsecurity。过去认为福利就是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而实际上一个高水准的安全福利网,是有助于创新驱动和经济增长的,因此也要从效率的角度考虑福利制度的安排。

  第四,金融。普遍认为间接金融是不可能支持创新,必须有资本市场发展。这一块现在中国算是发展得比较快,这些年PE也起来了,股市已经20多年了。但是中国离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差距还很大。

  第五,民主制度对于创新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事中外学者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争议,这还关系到如何界定民主,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内涵。例如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北大一位教授就提出,他们的研究表明,民主化不必然带来经济成长。当然,更多的国内外学者们普遍认为,一种有制衡、有监督,特别是有媒体监督的体制,是创新转型和长期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而腐败和官商勾结会损害创新。这也是阿西莫格鲁说过的政治上的包容性体制。他在闭幕演讲时也谈了这个问题,认为虽然韩国和台湾都在吸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增长,随后确实实现了制度更新,形成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但研究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必须性。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井,自动实现这种制度递进。另外,阿奇翁在回应学者们的点评的时候也强调,腐败对创新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反腐不能只是自上从下进行,必须自下而上,因此,依靠媒体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就非常重要。

  第六,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七,国家治理,因为影响增长的因素总是多维的,但是国家治理是关键。中国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一个好的国家治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实际上也和我们最近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主张是非常一致、非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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